卡西莫多的梦

以下引自官修版《彭德怀全传》1160页

3．粟裕受批评问题
粟裕大将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受批评，但不作组织结论。
扩大会结束后，粟裕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不再担任总参谋长。
从已看到的历史文献看，粟裕是由于工作中疏忽大意，不谨慎而出错。客观上越权，当时，则被批判为擅权,毛泽东认为这已不是日常工作中的普通错误，而是已涉及他本人的职权。为此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决定军委扩大会整风，应批评粟裕的错误，教育全军干部引以为戒。粟裕三次被认为擅权情况如下
①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福建闽江口外)
彭德怀于1955年6月20日深夜，接到南京军区19时30分急电，说皮定钧(福建军区副司令、中将)从北京回来传达粟裕总参谋长18日指示：“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电报上说，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无法实施。接着电报中又列举打马祖的困难和不利条件，需动用四个师(敌军为一个加强师)，560只登陆艇，距大陆远，我岸上炮火支援困难，敌台湾空军到马祖上空可活动30～40分钟。我军从浙江机场起飞的战机到马祖—上空只有7至8分钟作战时间。我未掌握制空权。登陆船队没有可靠的空中掩护。如马祖三个岛同时攻击，还不如打小金门岛(敌军一个师)，距陆岸近，便于船只起航和岸上炮火支援。但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准备。
彭德怀看电报后感到惊异。因粟裕已于20日去旅大视察，接收苏军撤走时作价移走的武器装备(27日回京)，于21日上午把主管作战的副总长陈赓召来询问。陈说，18日那天粟总长召集皮定钧和作战部王尚荣等研究了福建前线作战问题，认为可准备攻打马祖列岛，并立即准备。能三个岛同时攻击有利于速战速决，但应由南京军区许世友等研究后再定。彭说，毛泽东批准的1954年8月13日军委关于东海沿海作战方针，你们也参与了制定。明确规定每次只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求得战则必胜。打一江山岛就是按这个方针选定的。我曾告张爱萍要用牛刀杀鸡。现仍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看来总参、南京军区、福建军区对这一方针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好。选定攻击目标后报军委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再着手准备。现可先告南京军区打马祖准备工作暂停，听候新的指示。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电话上问彭德怀，彭说不知此事，已告陈赓，要南京军区暂停准备，听候新指示，待主席回京请示后再定。
毛泽东于6月23日从杭州回京。彭德怀就此电报事向毛汇报。毛说，你出国(彭于5月2日至6月3日至波兰出席华沙条约国成立仪式)期间，粟裕报告，说福建前线机场于6月底竣工，建议空军进驻，以配合外交斗争，保护沿海航线，防止敌机骚扰空袭，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我批同意交贺龙、粟裕去办。6月11日刘亚楼到杭州见我，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准备组织空军入闽。我考虑根据在印尼万隆业非会议情况为争取缓和局势，即告刘，空军暂不入闽。打马祖事也应口后再定。日前台海局势以平静为好。彭说，中央曾批准1957年底前解放浙闽沿海岛屿，为解放台湾做准备。现浙江敌占岛屿都已解放，福建沿海敌占岛屿，我们仍应积极准备，在国际局势有利时逐个逐个攻占。现在看粟裕、陈赓、许世友等对军委8月13日的方针还缺乏深刻认识。叶飞在福建主要搞省委和政府工作，他也应很好地掌握军委的方针。为此提议请叶飞、许世友来北京开一次会，有利军委方针的掌握和贯彻。毛表示同意。
经过准备后，7月8日，彭德怀主持关于福建沿海作战会议。出席者：粟裕、陈赓两位大将，叶飞、许世友、唐亮三位上将，海军副司令罗舜初、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风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总参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四位中将，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少将，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和总参作战部处长雷英夫两位大校(均于六十年代晋升少将)。
首先由王德汇报福建沿海敌情和关于攻马祖列岛的问题(内容与电报略同)，粟裕说，6月18日开会时，只是告皮定钧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要同时攻击，皮定钧可能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陈赓说先全面准备，攻击时再选择最小最弱的岛，符合军委8月13日作战方针。王尚荣和雷英夫先后发言，说我们那天听到的和皮定钧是一致的，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回到部里也是这样传达的，我们在研究时认为同时攻击的好处是三个岛敌军不能互相支援策应，有如解放战争中分割歼敌一样，只是需要投入足够兵力。
罗舜初说，登陆艇无处买，只能自己造，但无主机，我们以渔船公司名义到香港去买，美英帝国主义阻挠未成。苏联主机功率小，质量差，因他们是计划经济，订货周期长。
何廷—说，福建龙田、漳州等地机场即将竣工，但通往厦门、福州铁路一两年后才能完成。争夺制空权兵力小了不行，至少需6～8个飞行团，屯积三个月油料、弹药，靠公路难办到，最好是等铁路修通。
彭德怀重申了军委作战方针后，说不能单从军事出发，还要从国际局势，政治、外交等因素，综合考虑。至于先打哪个岛子?请福建、南京军区和总参具体研究并作现地勘察后，报军委批准，再着手准备。
雷英夫整理会议记录时，7月9日，王德到作战部对雷说，今天粟总长召集叶飞、陶勇、聂凤智和我开会时声明：根据那天会议记录证明，皮定钧同志未传达错误，此事粟总长自己负责。粟总长因高血压已人院治疗，雷英夫把会上粟裕先说皮定钧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王尚荣和雷英夫的证言及粟裕9日声明，均写入记录中。
彭德怀审定的记录打印出来后，7月12日呈毛泽东并附一便函：“主席：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7月8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其经过内容附记录，请审核批示，如可用时，拟分送叶飞和许世友同志各一份”。毛泽东于14日批：“退彭德怀同志同意。”毛先于13日在记录上批：“6月18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即于15日把批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轮阅后退彭德怀。”
刘、朱、邓圈阅。周恩来于17日批：“德怀同志：总参谈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已在刘亚楼回来传达主席意见和我在军委的报告休息时谈话之后(6月12至13日)，为何粟、陈等不向军委和中央请示，就向下指示。请查。退彭。”。
周恩来批语中的“在军委的报告”，是指他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法集训班的报告。这次集训由叶剑英主持。参训干部兵团以上64人，军职145人，师职110人，共319人。于5月23日开始，6月15日结束。参训干部希望周恩来讲讲国际形势。周即于6月13日来作报告。地点在新街口总政排演场。除参训干部外，彭德怀、叶剑英及各总部(粟裕、陈赓、张爱萍)与各军兵种领导人均到会。周恩来从1954年10月西方九国巴黎协定，重新武装西德，引起局势紧张，苏联组织华沙条约集团，中国打下一江山岛，美国杜勒斯声言，继朝鲜、印支战争后，同中国第三次走近战争边缘。通过4月万隆会议，中美将开始谈判，我们力争缓和国际局势，争取和平的建设环境。看来还要继续努力。(注：周恩来1956年说，到1955年底1956年初，开始感到国际局势缓和了下来。)报告中间休息时，12日回京的刘亚楼在休息室传达了毛泽东在杭州的指示，即力争缓和局势。粟裕、陈赓在场。
集训结束后，皮定钧回福建前，请示当前作战问题，粟裕于18日主持会议下达了前述指令。
粟裕未经请示布置打马祖，在听取传达了毛泽东批示和周恩来报告之后。忽略军委逐岛攻击作战方针因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又出现上述皮定钧确为受命要发起攻势问题。

关于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粟裕

自浙江沿海各岛解放后，军事斗争重心已移至福建。因此，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三日军委颁布的“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中规定于一九五六年底以前完成解放马祖岛、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完成解放金门岛的作战计划，可能相应地提早完成。故于今年三月五日建议军委今后以解放马祖岛为下一步军事斗争的目标，并争取于九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部署。经军委三月九日批示“同意先打马祖部署”，我们遵即开始各项准备工作。南京军区研究后，于四月十五日提出：“全面地进行准备，实施时采取逐岛进攻的作战手段并准备先攻占高登或同时攻占高登与北竿塘，尔后再攻占南竿塘”(马祖列岛由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即马祖本岛及青澳屿四个岛组成)的作战准备部署，而将作战的具体组织与指挥工作交由福建军区负责。我们知道福建军区机构极不健全，难以担负此种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且叶飞同志又兼任地方党政工作，应请南京军区派人加强。于是乃派其副参谋长王德同志率参谋人员数人前往参加福建军区对马祖的作战准备组织工作。时至六月中旬，我们迄未得到他们关于是项工作的具体报告(我们亦未派人前往帮助与检查，这是不对的)。当六月十五日前后，询及来京集训的皮定均同志，据了解：他们对攻击马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极不充分，预定参战部队集中于福建以北之罗源，而登陆船只与部队远离，尚在浙江及上海地区(相距四百余至七百余里)。且参战部队尚在执行一般年度训练计划，仅拟以八月份一个月的时间作两栖演习即行投入战斗。
中央和军委历来的战争指导原则是：战略上藐视敌人，但在战役战术上则决不应轻视敌人。必须多从困难的严重的情况作打算，充分准备才不至于吃亏，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在这些精神的指导下，对沿海的作战准备也常提心吊胆的。尤其当全国大陆已完全解，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今天，对沿海作战只能胜利，不能挫败，以显示我国威力的强大，也才能更有利于政治与外交斗争，否则对我们将有极不利的影响。同时，周总理于六月十三日在总政文工团排演场作政治报告后，也曾面示对马祖作战要总参很好研究等语。鉴于皮定均同志汇报的情况结合上述精神研究，认为对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确实很差，亟须认真进行(一江山战斗准备了半年多，因此打马祖应有更多准备时间才行)。乃于六月十八日约皮定均同志来总参面谈(陈赓”、王尚荣同志亦在座)，遵照军委三月九日“同意先打马祖部署”的批示，对福建作战准备，除指出他们对具体部署未能将参战部队与船只靠拢进行结合的实际训练，且两栖训练时间又过于短暂等缺点外，并指示：应该作好充分准备，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在准备工作中应从困难处着想，战斗与战役实施过程中力求速决，以显示我军力量强大，减少美帝干涉的机会；应争取于今年内完成此项任务；为了适应战时的有利或不利情况，即照南京军区四月十五日所作的全面准备逐岛攻击的部署，更应充分准备，确实进行(当时我以三个杯子在桌上排成梯阶队形表示：如果先打高登情况进展顺利，美帝又不敢出面干涉时，则可以接着打北竿塘，再而南竿塘。如情况不利，应以准备打北竿塘或南竿塘的第二、第三梯队增援第一梯队，用以巩固高登，反击敌之反扑)。请他们据此详细研究，具体计算究竟尚缺少若干船只、火炮，及部队是否够用等，希望报告研究的结果，以便报告军委最后确定。另告以总参拟于最近派人前往福建帮助与协调各兵种的联系。以上是与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部署的经过。其处理上的错误应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皮定均同志将我上述意见向南京及福建军区首长汇报并经他们研究后，他们提出了具体作战准备部署，但尚有若干困难须请解决与批示。我于六月底报告彭副主席，建议于七月初要叶飞同志等来京汇报。经彭副主席同意，叶飞同志乃于七月五日抵京与在京之许世友、唐亮*等同志共同于七月八日向彭副主席汇报，研究福建沿海作战问题。在该次会后的会议记要上，雷英夫*同志所作记录的注释与上述情况是有出入的。先打马祖的方针与较大范围的准备部署，已经军委于三月九日批准。而对马祖作战的“全面准备”，则是南京军区于接受军委给予准备打马祖的任务具体研究后提出的。我对于这一作战准备工作的错误是：我当时在思想上认为福建沿海作战应该积极些，而缺乏过细考虑其他政治外交问题，以为军委既经确定了方针和大的部署，则具体部署是较小的事，可以由我们来布置，因而没有随时请示和报告军委，竟擅自交代下面进行准备与研究。同时，对南京军区四月十五日所提出的“全面准备逐岛攻击或同时攻击高登与北竿塘而后再攻占南竿塘”的准备部署，我亦认为马祖各岛间相距均很近，敌人彼此均可以火力支援，不论我们攻击该四岛中之任何一个岛，均须以火力制压其他各岛之敌。因此，我对南京军区所提“全面准备”的意见也是同意的。我对这种部署未经请示即表示同意，这是很大的错误。从思想上来检查，其根源于自以为是，因而在行动上也就变成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这又是我的政治水平与工作能力均感不强，不能与今天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很完满地相适应所致。此次错误事件，应完全由我个人负责，请求给予应得处分，并愿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改正错误。今后当严格遵守事先请示事后报告的原则，兢兢业业努力工作。

①这是粟裕报彭德怀并毛泽东主席及中央关于攻击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彭已阅，毛主席批语：  “已阅，退粟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阅，退毛。  
②叶飞，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兼福建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③王德，时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④皮定均，时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
⑤陈赓，时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⑥王尚荣，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⑦许世友、唐亮，时分别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⑧雷英夫，任总参作战部作战处处长。

②忽略外事纪律
涉外无小事。国家公职人员在外事场合，片言碎语，喜、愠、严肃表情、鼓掌、起立、坐下、退场等行为，都体现国家意向和形象。外事权高度集中于国家最高执政者，是国际通例。
195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除毛泽东率高规格代表团出席外，中国还派出了规格最高的军事代表团，彭德怀、叶剑英领队，成员是各总部、各军兵种—把手。代表团此行任务是显示中苏两国军队亲密友好团结合作，在国际上造声势。没有商谈实质性问题任务。因二十多天前，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导弹反常规武器装备的高技术样品、资料，满足了中方要求。
彭、叶率代表团到苏联各地参观后，11月23日回到莫斯科。24日按预定日程，中苏两军领导人对口会见，但仅限于礼仪性质，除增加友好气氛外，不谈实质性问题。粟裕总参谋长同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会面时，粟裕先说到苏联参观学习了许多新东西，感谢苏军在多方面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帮助。
粟裕接着说：“今天向索元帅还有一个请求，就是不知道苏军有没有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工的材料，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份。因我们那儿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职责不太明确，我们总参谋部不是不管，而是管的东西太多了。管得太多可能忽略大的问题，现在总军械部也由总参管了，这样发展下去，总参的工作越来越多了，国防部只剩下办公厅，也就是萧向荣他们了。我们不太知道哪些工作应由国防部来管，哪些应由总参来管。”
索元帅回答说：“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总参和国防部之间没有什么分工问题，是隶属关系。总参谋部属于国防部系统的，也就是说，它隶属于国防部。”
粟裕说：“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我是想请索元帅能否给我们一份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我们带回去可以作为参考，进行研究，或者通过顾问也可以。”
索元帅说：“顾问团没有这么大的权限，现在我口头讲，请翻译记录就可以。”接着索讲了苏军总参隶属于国防部，受国防部领导。国防部的诸项任务；国防部下属的军种司令部及总参、总政、后勤等单位。总参应负责大的工作事项，总参谋部下属业务部门等。
粟裕说，“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以苏军为榜样的，我们是向苏军学习”。最后粟向索赠送礼品。会面结束。
国与国之间，一方向另一方请其提供财、物、文献资料，另一方给子与否，都须经国家最高执政人决定。毛泽东想了解苏共中央组织机构情况，没有通过中联部向苏共对外联络部提出，而是于1952年6月20日由他本人致电斯大林：“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同志：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苏联同志作这样的谈话，不胜感谢。毛泽东—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同时毛致电张闻天大使：“我们对于联共(布)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布)中央这三个组织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布)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他们相互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中国国防部是国务院下属机构。中方想了解苏联国防部职责权限，最低应由周恩来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总理)提出。事先必须经毛泽东同意。粟裕已是第四次出国，未经请示，向苏方索取国防部职责资料，是有违外事纪律的。
粟裕任总参谋长半年后即提出划分国防部与总参职权。彭德怀出于对粟的尊重，告他拟个方案文件，据说五易其稿，始终未批准。按理事程序，这种文件应先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报毛泽东审批，但从未列入会议文件。对粟裕这样高级干部提出的要求，彭德怀自不敢对毛泽东封锁，他每周都出席政治局会议，同毛泽东见面机会多，倘制订这种文件，不能没有其他七个总部，事实上又难以制订，拖了下来。粟裕自1955年3月提议一直未能实现，两年后到莫斯科向苏方要文件资料，借此向军委提出仍要制订划分职权文件。陈毅在军委扩大会上说粟裕“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粟裕在1958年1月同下属几个部长谈1958年工作计划会议上，说“我们要争权”不是争个人的权，而是工作范围内责任。这无疑是粟裕两年多来执着于同国防部划分职权的初衷。
粟裕向苏方要文件，索科洛夫斯基指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这使索帅心目中对中国军队参谋长不会感到钦佩，而且要把记录上报苏共中央。索帅拒绝提供书面文件，是他无权。报赫鲁晓夫后，赫按国际外交惯例推断，既然是粟裕这样高级领导人提出，当必事先已经毛泽东批准，倘不提供，涉及同中方关系，提供可能有保密问题，最后终于在1958年3月向中国提供了一份职责文件。索帅口头讲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应承担哪些任务和下属单位，粟裕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但索帅没有讲下达这些任务的批准权限，很明显，苏军总参执行工作任务的批准权也在苏共中央。
回国后，叶剑英在一次会上说：“国防部和总参上下级，不发生什么关系问题，在莫斯科已经碰了钉子。索科洛夫斯基谈就是领导关系。”

③调兵问题
粟裕用总参谋部名义调志愿军5个军15个师回国。粟是1951年11月12日被军委任命为副总参谋长。12月12日到职理事。
周恩来同聂荣臻和作战部长李涛商定拟订了一个重申调动军队权限的文电，毛泽东批准后于1951年12月28日用总参名义发出。规定：“有关国防部署调整方案、计划，以及国防要地步兵师以上部队，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均应用军委名义批准，呈毛泽东主席阅后发出。”在这一规定前全军也一直按此执行着，此次规定又增加了军委批准后调动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发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粟裕不来总参，在华东军区早已执行此规定。
志愿军撤出朝鲜，是毛泽东和金日成在莫斯科于1957年11月商定，符合朝方愿望。毛泽东、彭德怀、粟裕等回国后，12月即开始准备确定回国后驻地，告有关大军区同省委磋商接待准备工作。
志愿军司令杨勇于1958年1月28日向军委提出撤军的准备，拟停建营房、工事，家属回国，不再让家属入朝。停战后，一些干部家属入朝团聚，曾发生过朝鲜妇女纷纷赶来“看小脚”失望的趣事。
彭德怀于2月13日主持军委会议，讨论了志愿军回国的部署方案。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粟裕的政府代表团，2月14日到平壤，出席了群众欢迎大会，16日(春节)到志司，18日回平壤，19日中朝政府发表撤军声明，20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21日周恩来等回国。
2月25日彭德怀又主持会议，讨论志愿军回国后的各项工作，其中提到政治工作是防止骄傲的教育，对沿途欢迎兄弟部队慰问应有针对性的思想准备。
粟裕鉴于撤军事已准备了两三个月，回国后的驻地及分批撤离计划和单位都已有安排，毛泽东和彭德怀对此事都知道，或许是为了减少首长具体工作劳累，大概是于2月26日，粟用总参名义下达了第一批回国部队(第21军、炮5师、坦克5、6团及汽车7团等)3月8日回国的调动命令。彭德怀、毛泽东看到后诧异，这明明违反师以上和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规定。彭德怀询问粟裕，粟说只看了电报首页，未看末尾的署名。此事，粟在军委扩大会5月28日小型会上作自我批评说：“很多事情，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超越了职权，调动志愿军回国这样一件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丁电报。”

粟裕在打马祖、向苏联要材料越权后，又第三次涉及毛泽东的调兵权。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决定批粟裕的原因。(“文革”中，调动1个排要毛批)。
如上所述，毛泽东决定在军委扩大会上对粟裕展开批评，是因粟三次擅权，用以教育全军高级干部。但一些出版物上，除把向苏方要材料一事说是“极其正常”外，对打马祖、调志愿军回国事，没有涉及。
军委扩大会于7月结束后，毛泽东8月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粟裕是“坏人”。可能与这三次事件有关。 )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纪实

来源: 《党史博览》 

    关于1958年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人们习惯地把它说成是一次反对“教条主义”的会议。实际上，这是不全面的。从这次会议的全过程来看，前后分为两个阶段：最初是集中在批总参谋长粟裕的所谓“个人主义”，后来才转向集中批“教条主义”的。会议的缘起、会议重点的转移以及会议的结果，是否完全符合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初衷，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

    反“教条主义”，并不是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最初主题。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讲到军队问题时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朱可夫事件”是指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罢黜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服，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朱可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火速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朱可夫在军队中权力的膨胀，又引起赫鲁晓夫的警惕。同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以朱可夫“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决定解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讲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3月9日的讲话中，他说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了“教条主义”，“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历史教训就是理论要和实际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建国后，这个道理没有用到经济战线上”。“军事系统也受此灾难，规章制度训练部门搬得多。”3月10日，又说，全国解放后（1950年到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到党的领导问题时强调：党要抓工、农、兵、学、商、思六大问题。今年都要抓。7月再谈一次，可以在一个地方，分两批谈。4、5、6三个月抓工、商、学，结合抓军队。7月以后秋季再着重抓军队。要教育军队，不要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

      上述多次讲话表明，关于学习苏联犯了“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问题严重的是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看得并不怎么严重，反而说军队“基本原则坚持了”。可见，毛泽东认为军队整风要突出解决的问题是——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错误的教训，防止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至于“搬了一部分教条”的问题 ，则处于次要地位。矛头指向，是向军队高层将帅敲警钟，要他们牢记“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要居功自傲。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成都会议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 ，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据此，1958年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的1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粟裕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粟裕就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在聂、彭两位元帅领导下工作，难免发生不同意见的碰撞，以至个人之间的误会。

    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时，对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张震回忆说：“聂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的，但聂荣臻有了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参谋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毛泽东在粟裕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裕与彭德怀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岐，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

    1958年5月24日，彭德怀在军委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计划参加人员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党委书记共56人，实际到会40人。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以后作为“小型会议”经常举行）上就会议的主题讲话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4年春的高干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出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回忆说，彭德怀在开幕式上强调：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

    为解决好党的领导问题，在5月26日的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 ，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所谓“一贯反领导”，主要是指粟裕与聂荣臻、彭德怀的关系。“告洋状”、“里通外国”，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出发，趁便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作参考。

    批粟裕，毛泽东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彭德怀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弱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于是，从6月7日起，会议扩大到由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人员增加到1400多人。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解释，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粟裕终究不是毛泽东预先设定的批判对象。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选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第二次作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方强上书与会议转向

    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林彪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林彪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但具体时间无从考查。从现有材料来看，直接引出毛泽东指示，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是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的方强写给大会主席团的一封信。
 
    就在大会批判粟裕不久，方强于5月29日就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开不好。我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的发展。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几年来，在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我军的建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

    我们军队曾有过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属，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政治自觉；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衔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

    毛泽东看了方强的信后，于6月5日写了以下批语
　　
    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在“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么？”在“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处，毛批道：“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还就此写信给主持会议的彭德怀；“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6月7日，毛泽东又专给邓小平写信说：6、7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彭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这样，军委会议的主题才由批判粟裕的“个人主义”转向反对“教条主义”。

    6月9日下午，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的不来）。黄还传达了毛泽东讲的一个理论问题，他说：- 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开始直接过问这次军委会议。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对此后会议的发展，黄克诚回忆说，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毛主席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不上日程。

军队高层在会前的不同意见

    军队开展反对学习苏军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但在对具体程度和影响的估计上，军队上层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 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这对长期在农村游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广大干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不少人本能地反应出一种抵触情绪。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刘伯承，在建院之初，就对学院的训练工作非常明确地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在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有关指示后，刘伯承当即领导检查建院五年多来在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中，出现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逆境中的粟裕大将
 
    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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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展开了对粟裕的批判，这是对他最大的一次伤害。当时我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会议的通知、文件、简报等都是我呈给他的。
突如其来的批判斗争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任务是总结解放后八年来的军事工作，结果却与毛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驰
，批起刘伯承、肖克的“教条主义”，粟裕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来了。事前粟裕一点不知道。接到开会通知后，我向他报告5月24日上午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粟裕问我什么内容？我说，通知里没有说。按照惯例，往常开会都要说内容的。

　　这是一次有元帅们参加的50多人的小型会，在粟裕到会时，会上集中火力，猛批他的“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有野心”等问题，粟裕感到晕头转向，莫名其妙。会后，他回来对我说，不仅他本人不明白，有的元帅也感到突然。以后连续多次要他在小型会上作检讨，但事情并没有完，这只是一个序幕，大批判、大斗争还在后面。

　　批完刘伯承、肖克后，会议重点就转向粟裕来了。有人说温度37度不够，应该提到38度到40度，扯开火线批。大会决定扩大范围，从军以上扩大到师政委以上，人数从40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采取多种形式对粟裕进行批判斗争，还将军委办公厅三座门礼堂临时改作贴大字报场所，号召到会同志贴揭发批判粟裕的大字报，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这场斗争，从5月24日开始到 7月22日结束，历时近两个月，散会后，又将粟裕的所谓问题进行传达，军队传达团以上，地方传达到地委以上。

　　大会小会相结合，大字报小字报相结合，粟裕被迫在各种各样的会上一次次作检讨，共8次之多，直到违心的把别人强加给他的全部“罪状”都承认下来才算过关。

　　当时，粟裕正倾注全部心血，为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为建设强大的海空军和特种兵部队操劳之际，谁也没有想到，这无情的一棒会落到他的头上。好多到会的同志大吃一惊，思想弯子转不过来，转不过来也得转，会议主导舆论是——转不转是个态度问题。

三张小字报的真相

　　大会给粟裕罗列的罪名有三条：

　　1.所谓“将帅不和”。

　　有人写了第一张小字报，送给彭德怀，名曰“将帅不和”。说粟裕和彭总不和，对彭总不尊重，和国防部争权，好多事不请示汇报，不把彭总放在眼里，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写小字报的人，是总参谋部下面一个部门的领导，他怎么可能会了解到上级领导之间的具体情况呢？这张小字报实在是加大火力批粟的导火线。

　　那么果真有“将帅不和”的问题吗？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粟裕从不抗上，对领导一向十分尊重。他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总更是十分尊重，有问题就向彭总请示汇报。尽管毛主席原来有要求，每半月要向他报告一次情况。但遇到重大问题，粟裕也不敢越级报到主席那儿去，而是通过彭总转呈主席。他认为这么做既向彭总报告了，也向毛主席报告了，一举两得。但彭总对“彭副主席转呈主席”的报告方法并不高兴，竟在一份报告上作过这样的批示：“我又不是你的通讯员。”这使得粟裕左右为难。

　　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中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这种情况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不能说有了不同意见，就说成是对抗领导”一贯反领导”对彭总不尊重”，搞将帅不和，按这种说法，谁还敢向上面提不同意见呢？

　　粟裕党性很强，他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顾个人得失，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总是要向上级提出来的。采纳了，坚决执行，不采纳也坚决服从，绝不表示对上级的不满。

　　2.所谓“告洋状”。

　　这是第二张小字报引出的话题，供大会批判用的。

　　1957年11月，粟裕随中国军事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对苏军总参谋长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借拜访的机会向苏军总参谋长要一份苏军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工作职责如何划分的材料。拜访仅半个小时，除去翻译所占时间，谈话内容之少可想而知，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硬是被大会上纲到所谓的“告洋状”。原来有人在中央面前说是粟裕“里通外国”。问题很明显，要将他打成敌我矛盾。

　　粟裕向苏方要这个材料，也是事出有因的。平时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不好掌握，受到批评。特别是在签发文电时，有的文电用总参名义时，上面说这么大的事怎么用总参谋部名义，应该用国防部名义；有的文电用国防部名义时，上面又说这么小的事用什么国防部名义，应该用总参谋部名义。弄得粟裕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一次彭总对粟裕说：“你们搞不清楚，就问问人家，找个材料作参考嘛！（指苏军方面）”当时苏军顾问团还在北京，粟裕接见苏军总顾问时（我作记录）曾向对方提出过。后来粟裕就是根据彭的这个意思，借访问苏联的机会向苏军提出来的，不久，苏方就将材料通过顾问团送来了。

　　为了这个问题，我亲自问过随粟裕去苏联的俄文翻译孙立忠同志，他说拜访时他在场，苏方翻译的，他作些补充，一共半小时，除礼节性拜访外，谈的就是要材料的事，别的什么也没有谈。“文革”中有人要陷害粟裕，找孙立忠同志写“告洋状”、“里通外国”的材料，孙顶住压力，拒绝写这样的材料。

　　3.所谓“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

　　这是印发给到会人员的由两位部领导联合署名的第三张小字报。这张小字报的大意是说，粟裕有野心，争军权，想控制六个军的预备队在自己手里，这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50年代国际形势比较紧张，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作为总参谋长，粟裕提出保留六个军的预备队，作为战略机动力量，用于战争最需要的地方，这是为统帅部着想，完全从大局出发的。作为个人的一种意见，向军委提出来，有什么不可以呢？采纳与否，那是军委领导的事，怎么能说粟裕是有“野心”、“争军权”，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呢？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写这张小字报的同志知道错了，感到内疚，若干年后，还当面向粟裕夫人楚青致歉，感到对不起粟裕同志。

　　在批粟裕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一直注视会议的动向，感到问题不妙，会议期间专门向肖劲光作调查，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肖仗义执言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头赞成。肖劲光的这一公正评价，救了粟裕的驾，不久毛泽东说：“粟裕在战争年代仗打得好，是为公的，进北京后有人说他为私，总不能说都为私吧！”毛泽东的这些话对粟裕的政治生命起了决定作用，保护了粟裕。于是才有1960年1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转过脸来对粟裕说的那几句话，“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粟裕的处境又好了些，可平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成为压在他心头的沉重负担，他由此蒙冤36年。

　　为什么会出现1958年这样的悲剧呢？作为一名曾经在粟裕身边长期工作的同志，我认为与粟裕的赫赫战功、爱动脑筋、爱提建议、忠厚老实有关。

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

　　粟裕挨斗50多天，被调到军事科学院后，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而是以党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热心投入到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上。

　　在去军事科学院之前，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说：“首长，您放心，我绝不会因为您受到错误的批判，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放到军事科学院当个副院长，就改变对您的敬仰。您是我最钦佩的人，我不认为您是犯了错误，批判的那些问题，硬是强加到您身上。”我当即表态愿意跟他去，就这样最后确定我跟他到军事科学院去了。在他受批判的前前后后，我怕他心里不痛快，特别注意他的思想情绪，从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变化，暗暗地佩服他，真不愧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看到他一切如常，心中很高兴。他还是早早起床，锻炼身体，晚上，还像往常一样，徒步到什刹海、北海散步，回来后，要么看文件，要么学习，直到深夜才入睡。

　　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后，他怕叶帅为他操心，曾当面向叶帅表态：“叶帅，您放心，我不会倒下的，把我整倒了，我会爬起来的。”他的住处距上班的地方较远，但从不迟到早退，中午也不回家，在办公室找个地方休息。整天忙于开会，看文件，听汇报。经常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或者下部队搞调查研究，写出了很多有份量的向中央军委、国务院的报告，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赞赏、肯定和推广。

　　粟裕始终关心着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关心着我军在高科技条件下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1979年1月底，他在军事学院高干班毕业典礼上作了一次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提出了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战争理论，冲破军事思想上长期形成的禁锢，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引起了强烈反响。

　　粟裕的军事战略思想，大大地充实并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和我军战略方针的内容，这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军建设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迟迟来到的平反昭雪

　　“文革”结束后，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奇怪的是唯有粟裕同志蒙冤的问题却还没有得到解决。粟裕本人心急如焚，自从他受到错误批判后，那些诬蔑的不实之词，一直是压在他身上的沉重负担。他内心十分痛苦，他太伤心，他流泪了。叶帅主动要他为1958年的问题，向中央写申诉报告后，他有一个强烈愿望，希望在有生之年解决这个问题，他借看望有关领导的机会，谈过自己要求平反的愿望，领导也都表示，要解决一下，胡耀邦总书记、叶帅、杨尚昆同志等都很关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平反的事情步履艰难，粟裕等了26年也没有等到问题的解决就去世了。他是含冤而死的将星殒落，大地生悲。

　　粟裕逝世后，经过楚青同志15年的不懈努力，华东新四军老战士、南京军区原政委傅奎清、金冶、谭肇之、黄一凡、秦叔瑾、黄野松等六位同志的呼吁，刘华清、张震、曾庆红同志的关心，尤其是江泽民书记的关心，人们终于等到了为粟裕平反的这一天。

　　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公开发表了刘华清、张震纪念粟裕同志的文章，缅怀了粟裕不平凡的一生，追念了他对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贡献。还特别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从而恢复了粟裕的本来面目，粟裕的冤案从此昭雪。这个平反拖了36年，虽然来得晚了，但终究得到了解决，使九泉之下的粟裕得以告慰。
 

1958年7月17日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粟裕的发言

1.聂荣臻

   一、“现在说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我同样同意同志们对他的揭发和批评，在第一次发言中大家揭发的一些事实他都讲了，但在重要关键问题上，一滑而过，现象罗列多，没有接触到本质问题。虽然也戴了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但是，这个帽子可大可小，弹性是很大的。第二次发言是有进步的，也接触了一些本质问题，我表示欢迎，但我觉得还挖掘不够深刻，也还没有向党全部交心。过去的不讲了。从大家的发言和粟裕同志最近的思想动态来看，第一、他认为他的个人主义与肖克的个人主义不同，因肖克有宗派活动，他没有。我要告诉粟裕同志，人家批评你向军委、国防部争权，你讲不是为自己争权，而是为总参谋部争权，这是个多么响亮而有力的动员口号！不过他没有得到总参谋部同志们的支持，相反的遇到了抵抗。因而他就不能不从总参谋部以外去寻找同情者。他在军委成员中间和中央负责同志们面前散布对彭总的不满，甚至哭哭啼啼，好像受到冤屈似的，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他认为他的缺点就是陈毅同志所批评的‘阴’，他认为阴就是阴阴沉沉的意思，告阴状，告洋状，到处散布对彭总的不满都是阴。至于阴到什么程度，那是要粟裕同志自己作结论了。所谓阴，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事情也是见不得阳光的。”

    三、“如一个普通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可以做小偷，偷人家一点东西，做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所以许多同志批评粟裕同志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和具有危险的性质，意思就在这里。”

    四、“过去我对粟裕同志也是认识不足的，我认为他很忠厚，经过考验，有战争经验，有一定的能力，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到总参谋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开始我还以为我的领导有毛病，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以后又发现他宣扬自己诽谤别人，才认识到他有毛病。我没有向他这种思想和行动进行正面严肃的批评，同时对他这些毛病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因而直到这次大会对他的揭发和批判，从整个历史贯串起来看，才真正认识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本质和真面貌。”

2.王必成

“主持会议的同志指示我，要我揭发大阴谋家粟裕。我跟随粟裕作战多年，对他的‘大’和‘谋’深有体会。记得济南战役尚未结束，他就向毛Z席建议进行淮海战役，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有资格评论，但是毛Z席他老人家很清楚；至于‘阴’的一面，我不知道，也没有体会。”在当时的形势下，敢说出这样的一番言论，父亲的刚直可见一斑。父亲的这番发言震憾了一些人，也感动了一些人。贺龙元帅听完父亲的发言后说：“王必成可深信、可深交！”

节选王必成之子回忆录。

3.陶勇

"首长，你是知道的，我家境贫寒，八代祖宗不识字。我自己呢，当了团长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样吧，就请你的秘书写一篇揭发材料，我来念吧。"

4.叶飞
死活不开口。

5.林彪
最近一直有病。不知为什么打胜仗的挨批。明天不来了。

6.张爱萍
：“那次会议，说到粟裕同志的个人主义，我就不同意，我找过黄老（黄克诚），说粟裕同志不是那种人，我就不发言了吧，黄老点头说，也好。可后来军委领导还是指定我表态，我没办法，只好说粟裕同志过去在华东胜仗打的多，是有些骄傲的，总参千头万绪，总长不好当，算是表了态，但领导还是不满意，说我软弱，还点了我的名，后面发言的几个同志看到我被批评，说得都很重。”

华野诸将，只有叶飞 王必成 陶勇是粟裕在苏浙新四军打游击时的部下。
当年，粟裕奉刘英之命把叶飞绑了送交刘英，幸亏叶飞命大，跳山挂在了树上。
过了没多久，刘英又差点把粟裕清洗了。颇有后来M的风范。
也是这个叶飞，由于轻敌，把9000多山东子弟兵的尸体留在了金门的沙滩上，对面的指挥官是国民党的胡琏。

58年，彭 陈 黄 邓批粟 刘 肖。过了一年，陈批彭 黄，粟没有落井下石。
《粟裕传》传记组采访楚青，问：“1958年后，陈老总到您家里来过吗？”楚青摇摇头，说：“人家是领导，怎么会到我家里来？”
1972年陈毅去世后，粟裕主动参加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没工作，处境也不好，粟裕将她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并时常照顾，一直到1975年去世。陈毅次子陈小鲁正关在监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粟裕设法将其领出，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张茜去世后，粟裕干脆将小鲁接到家里，包吃包住。以后还做主，将孤儿的他招为上门女婿。为此，小鲁与大哥昊苏关系很不好。

刘锡荣父亲刘英，浙南游击战时期准备杀掉粟裕。两人互相防备，各带人马分开后，粟裕才知道身边一部下为刘英的暗探，奉命可随时干掉他。刘1942年牺牲后，此人成为粟裕手下将领，又成长为高级干部，但粟裕待之如初，从无穿小鞋之事。后来，《粟裕传》传记组到家采访此人，了解刘英派他盯紧粟裕一事。此人几个小时默默独坐，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始终不发一言，任凭传记组人员来去，因不能证实，《粟裕传》只得屏弃这一细节。刘英之子刘锡荣被粟裕派人从要饭路上找回，收为养子，精心培养，成长为中纪委副书记。

真正称得上“德才兼备”的将军，唯粟裕一人。

彭 林 徐，德差了点。

 

译　名：搏击俱乐部 / 格斗俱乐部 / 斗阵俱乐部 / 搏击会
导　演：大卫 芬奇 David Fincher
主　演：布拉德 皮特 Brad Pitt .... Tyler Durden
              爱德华 诺顿 Edward Norton .... Narrator
           海伦娜 邦汉 卡特 Helena Bonham Carter .... Marla Singer

I couldn’t sleep. Everything‘s far away. With insomnia, nothing’s real. Everything’s a copy of a copy of a copy.

First you have to give up. First you have to know, not fear, know that someday you’re gonna die. It’s only after we’ve lost everything that we are free to do everything.

Advertising has its taste in cars and clothes, working jobs we hate so we can buy shit we don’t need.

We are the middle children of history, man. No purpose or place. We have no Great War, no Great Depression. Our Great War’s a spiritual war. Our Great Depression is our lives.

We’ve all been raised on television to believe that one day we’d all be millionaires and movie gods and rock stars. But we won’t. We’re slowly learning that fact. And we’re very, very pissed off.

听听这些电影里的台词，多么的熟悉，似曾相识。暴力，叛逆，诡异，这就是Fight Club。它是一部电影中的摇滚。

 

I once saw my home in the streets of your palm, my destiny in the smiles of your promises, and my shelter in the shadows of your eyes. I treasured all your whispers under my pillow, your fragrance in my breaths, and your name in my ears. Your face still lightens up the sky in the night, your voice still rhymes the rainfall, and your hair still soften the wind.

The sun always rose from the sparkle of your eyes.

And then, time flew you away into someone else's world. The sun vanished and ever since I haven't seen a sunrise.

Life is spending me and I am aging. Days keep climbing the mountain of years. Moon disguises its face in the clouds and the night refuses to bring sleep onto my pillow. I fight your memories and defeat myself. The pain-waves of your absence storm through my stale heart and leave it in a misery.

My face has lived with me for ten cold winters, now I want to feel the warmth of your face. Bring the sunshine of your eyes to me. Meet me while the sun sets this Sunday at the river bridge. My eyes will be measuring the passage until you come.

绝对转载，特此说明。

CHINA'S stockmarket continues to hit record highs. Last week the benchmark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topped 5,000, a rise of 90% since the start of the year; and China's total stockmarket capitalisation now exceeds its GDP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has been hailed in the Chinese media as marking progress towards a more advanced stage of capitalism. Others simply see it as evidence of a bubble.

The fact that China's shares are worth more than its GDP has little economic significance, since it compares a stock with an annual flow. And in any case, the value of tradable shares—that is, excluding those held by the government—is still only about 35% of GDP, compared with 150% in America or over 100% in India.

Higher share values do, however, mean that Chinese companies are rapidly climbing up the rankings of the world's biggest. No fewer than three of the world's top six firms by market value are now Chinese (see chart). The rest are American. Taking the world's 25 largest, six are Chinese—more than the number of European Union or Japanese companies. A few years ago there were no Chinese firms in the top 25.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ICBC) has overtaken Citigroup as the world's biggest bank by market value (although Citigroup's profits last year were more than three times bigger); it is in third place overall. If PetroChina, now in fourth place, goes ahead with its plan to sell share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n it could soon eclipse Exxon Mobil as the world's largest company. This assumes that, as with previous IPOs, the new share price soars above that of those already listed in Hong Kong. But since the bulk of PetroChina's shares are not freely traded, its claim to having the highest “market value” would be highly contentious.

However, those who view China's advance up corporate league tables as part of its inevitable move towards world domination would be wise to remember Japan. In 1989, just before its bubble burst, six of the world's ten biggest banks were Japanese. Look at what happened to them.

 转自www.economist.com，特此说明。

 

 

              

 

                   

 

          

      

 

               

                                           

I don't care the gap of 200 RMB,really.

But I care why,really.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列宁

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存在,以维持国家秩序,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却可以缓和.纵观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便是由对抗走向缓和的过程.

一.   一.社会的各层阶级都要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社会的高层阶级通过权力和资本理所当然地获取社会发展成果,而社会底层阶级通过法律保障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经济水平提高了,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社会福利也随之提高.社会中层阶级通过工资收入,股票收入的提高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二.   二.由法律保障,国家提供数种通道打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离. 1.底层阶级通过接受教育,获得高等知识,晋升更高阶级.2.中层阶级通过个人努力,有机会进入上层阶级.3.约束上层阶级各种形式的世袭.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几位先生曾访问过延安，期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作过一段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如何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律的谈话。“有一日，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６０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同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于六七十年代的运动,我们也可以作这样一种理解.新的政权成立,将旧有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是否就有了新的统治阶级上台?毛主席的情怀是一种诗人的情怀,博大浪漫.他为中国探索一种实现民主的方式.没有通过法律使之成为有效的制度,而是寄希望于运动.在当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只是一种理论,如何使之运转于社会生活和管理中,几乎没有可以借鉴之经验.只有”苏联模式”,其民主是集权下的民主,最广大的民众被排斥在民主之外.而资本主义的竞选,议会制度,其实质也是各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博弈.集权制下的决策不能说是民主的,也不能说全部都是错误的.运动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最广大的民众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但是在运动中,打倒了旧的上层阶级,同时也造就了新的上层阶级.毛主席的意愿是社会中人人平等,没有高贵贫贱之分.但是国家存在的本身就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存在.国家的任务不是消灭阶级之分,而是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经济发展.

那场运动代表了一种实现民主的极端,而现时却不能忽视民主的缺失.民主,才能防止”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是社会实现和谐的保障,而民主是保障法律公平有效的唯一方法.

中国现阶段的阶级分析:

1.      1.上层阶级。繁杂的官员体系,包括党政军国有企业的官员;大企业家。大企业家与官员之间往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连系。大企业家成为权力物质化的手段和桥梁。

2.      2.中层阶级。拥有高等知识和技能的脑力劳动者；私营业主。

3.      3.下层阶级。最广大的工人，农民，个体工商户等体力劳动者。

近二十年来,这种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对于上层阶级来说，要寻求利益最大化，就要保持社会的金字塔型结构。而这种结构不是最稳定的。以他国经验，中间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最稳定可行。上层阶级利用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利占有社会财富，阻止了中层阶级的壮大，也阻止了下层阶级的缩小。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对抗；有对抗，就有结盟和集团的形成。上层阶级最容易最先形成集团，随后阻止下层阶级形成集团。曾经有资料说，中国2%的人口占据了80%的存款。判断分配合理与否的标准是什么。给人民权力，给工会权力。

中国所进行的惩治腐败,政府机构改革等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莫不是以领导人的变换而转换.如何能使中国的发展更加长久,如何使民众更加长久的安居乐业,不能单单寄希望于某些人,甚至某个人.中国需要”秦皇汉武”式的人物,更需要不断的在中国的历史中出现这样的人物.但是,不要以战争,政权更迭的形式出现.所以,需要一种制度来提供这样一种可能.

绝对原创,版权所有.

 

1.Life is not fair, get used to it.

2.The world won't care about your self-esteem. The world will expect you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before you feel good about yourself.

3.You will not make 40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right out of high school. You won"t be a vice president with a car phone, until you earn both.

4.If you think your teacher is tough, wait till you get a boss. He doesn't have tenure.

5.Flipping burgers is not beneath your dignity. Your grandparents had a different word for burger flipping; they called it opportunity.

6.If you mess up, it's not your parents' fault, so don't whine about our mistakes, learn from them.

7.Before you were born, your parents weren't as boring as they are now. They got that way from paying your bills, cleaning your clothes and listening to you talk about how cool you are. So before you save the rain forest from the parasites of your parents' generation, try "delousing' the closet in your own room.

8.Your school may have done away with winners and losers, but life has not. In some schools they have abolished failing grades; they'll give you as many times as you want to get the right answer. This doesn't bear the slightest resemblance to anything in real life.

9.Life is not divided into semesters. You don't get summers off and very few employers are interested in helping you find yourself. Do that on your own time.

10.Television is NOT real life. In real life people actually have to leave the coffee shop and go to jobs.

11.Be nice to nerds. Chances are you'll end up working for one.

16号晚上，国贸桥。

一辆马自达6先是刮蹭了一辆奔驰，然后又追尾一辆宝马，直到把宝马挤得横在马路中间。

然后马6牛人（男性）下车开始殴打奔驰上的两名年轻女子。

 

结论：1.奔驰，宝马有什么了不起，马自达也很厉害嘛！至少动力上不输给宝马。活脱脱一个马6广告。

        2.开奔驰也有被打的时候。

        3. 奔驰宝马满街跑，人民齐声把党赞。

预想：10年以后，会不会是一辆QQ先是刮蹭一辆迈巴赫，然后又追尾一辆兰博基尼，还把兰博基尼给挤得横了过来，然后QQ牛人（女性）下车开始殴打迈巴赫上的两名中年男子。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从文家书》

 

  

 

玫瑰,恋人,情人节.

这个西方节日远比七夕来的汹涌.

想去吹吹海风,想起遗落了四年时光的海边城市.想寻个时间回去看看,看看是否还有青春的痕迹遗留.

那里有无名的躁动,单纯的心动,和脆弱的心伤.曾经那么渴望离开的城市,如今却又开始想念.不知道想要得到什么,结果什么都抓不到,即使近在手边.随着时光一起成长,生活的外延越来越宽广,生活也越来越复杂,情感越来越混浊.

回到那个城市,试着寻找失落的四年,遗失的心动.用一段时间去寻证爱情是一件值得付出的东西,而不是虚无缥缈,最终梦一场.

北京变得冰冷,若是回到四年前的海边,那些温暖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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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站在又一年的尾巴上，又该回顾和展望了。
    2006年是我在北京的第二个年头。回头想想，却一时什么都想不起来。下面是想到什么写什么。
    通过了外交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和奥组委的招聘考试的初试，统统在复试的时候完蛋。而这两次考试带给我的是自信，因为我不曾想我竟然还能通过初试。
    换了工作。2005年大学刚毕业后第一个月的薪水少得可怜。我想公司还不认同我的工作能力，我要坚持，尽心尽力，无怨无悔。2005年上半年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22点以后回家，时不时地是看着天津夜空的星星飞驰在京津塘高速上。2006年初工资涨了许多。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公司是在做生意，而不是在做企业。我很感谢这个公司给了我第一份工作的机会，我坚持到了2006年的下半年，然后提出了辞职。经理对我说再给你涨一下薪水吧。我摇了摇头，再呆下去就是浪费时间了。
    认识了许多朋友，一起喝酒，抽烟，K歌，无话不谈。
    当上指在1500点徘徊的时候，我的股票收益率仍然在5%。当北京的房价上涨得像神州六号升天，我依然朝着电脑屏幕比着中指。
    穿西服打领带上班，做一个伪白领。
    我是家里唯一一个靠自己的能力找工作的孩子。当初单枪匹马就到了北京，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果当初我选择留在山东，我想这时候我的孩子都会叫爸爸了。想想都恐怖。在北京，有自由。在现在的中国提自由两个字好像有点可笑。但是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的家庭就是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家庭。在家里的感觉就像我的脑袋被架上了两条铁轨，路径已定，很难有自己的想法，更不可能越轨，要不然就会被千夫所指。在北京，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很大，有时候觉得很难，也想过放弃。但是感觉心里是满满的。比起一张报纸一杯茶水过一天的日子，北京的生活可能更有意义。
    如果经历了最糟糕的处境，还有什么会把你击倒。何况在北京还算不上最糟糕。人生就是一段经历，有欢笑，也有苦难，这样人生才算完整。回顾一年的生活，最大的收获就是自立，自信和坚强。人生最大的收获往往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就不提了。万杰的老总曾经因发展集体经济有九年的时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一般人也许早就沉寂了。但是他挺过来了。如果没有当初的遭遇，也许就没有他现在宽广的胸襟。也许那个穷的叮当响的山沟还是穷的揭不开锅。而下一代最缺乏的就是在最底层的生活经历，他们不会懂得生活的艰辛，不会懂得珍惜，不会对生活有所敬畏。无论他们接受过怎样的高等教育，无论是双硕士还是双博士。
    希特勒说过：“永远不要同情弱者。”其实从希特勒身上我们同样能学到许多东西。二战的错误不能完全归咎于希特勒，希特勒之所以能够上台恰恰是当时德国民主选举的结果。而希特勒的纳粹思想的来源与德国历来的哲学一脉相承，从黑格尔到尼采。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人，而最后成为了德国的独裁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希特勒还是一个天才的宣传家和鼓动家。他演讲时从来不用稿子，并且双拳紧握，仿佛要用尽全身的力气，一场演讲下来往往全身湿透，如果没有时间限制他能永远讲下去。从1909年到1913年的四年时间，希特勒在维也纳度过了一段极其悲惨和贫困的生活。他那时的理想是做一个艺术家，但是一直没有工作，身无分文。如果我们了解希特勒曾经的悲惨经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永远不要同情弱者”这句话：永远都不要做弱者。
    到现在为止，高中三年还是我所经历的最抑郁的日子。那时候我依然像在初中一样被班主任像块膏药一样贴来贴去。先后做过体育委员，纪律委员，文艺委员，宣传委员，代理团支部书记诸如此类。哪个地方缺人就把我贴到哪里去，但是一把手一直都不缺人。最后我说我不干了，班主任说这种锻炼机会多难得啊，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嘛。我说要不你把我开除得了。对了，初中的时候还做过卫生委员，就是叫别人摊开手看干不干净的那种。高中时住在亲戚家里，那时候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不低头的道理，等到了大学里才完全体会了林黛玉的感觉。整天就是做题，考试，考试，做题。高三时就彻底郁闷到极点了，几乎就是在睡觉和看小说中度过的。只上作文课，因为我写作文从来不打草稿，所以一节课就搞完了。剩下的一节课就在和周围同学对各自作文的吹捧中度过。想来我的那些同学都是天才，只不过都被山东恐怖的高考分数搞死了。他们中有在作文里填词的，作诗的，写武侠的，带点儿色情描写的。我们都是跑题大王，不跑题就心里不痛快。就像这篇文章一样。语文老师是一个半秃的老头，挺给面子的，最差也是个六十分。他还在课堂上念过我的一篇关于爱情的文章，令我当时无地自容，发誓再也不在作文里写这个玩意儿。当然，写高考作文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顺便赞美了一下党，表了一下忠心，概述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展望了更加灿烂的明天。高考前一个月开始害怕了，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难不成真的去跳楼。想想还是继续做题吧，摔一下得挺疼的。考英语的时候还帮后面的同学传了一下答案。等高考成绩出来，俺的肠子都悔青了，那丫的总分比俺还高0.5分。记得那时候总有老师说谁谁谁考的学校不理想，上完大一又回来复读，结果一不小心就考了个重点。以此暗示我们如果在大学里过的不如意，可以再回来，前途大大的光明。我们一直认为回去的都是近亲结婚的产物。所以即使我在大学里过的再怎么颓废无聊，也不曾想回去再被蜡烛们折磨一遍。再说了，高中的MM有大学里的MM妖艳吗？
    又跑题了？风格问题。
PS: 绝对原创,版权所有.

     二十年的经济市场化，重新划分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二百万人存款过百万，构成了中国的中上阶层，而剩下的大多数构成了社会结构中的下层，称之为“老百姓”。
     住房、教育、医疗，件件让十几亿老百姓头痛。国家招呼着“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也有年头了，国内的消费怎么还是上不去。在国家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老百姓怎么敢拿着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去消费。不断上涨的房价，子女的教育，医疗，以及养老，哪一件不需要老百姓倾其所有。
     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GDP增长速度给老百姓带来的是什么？不断上涨的房价，不断上涨的教育费用和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让我们再看看，房地产、教育、医疗是不是现在中国最腐败的三个地方。越是腐败的地方，老百姓负担的成本越高。我们看到，中国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GDP增长速度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而再廉价的劳动力对生活质量也是有要求的，你好歹让老百姓有个盼头吧？每年GDP的增长速度都相当的鼓舞人心，但是老百姓的相对收入却没有相应的增加。最上层的部分人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而经济增长的成本却由最下层的老百姓分担，他们以辛苦的劳动和生活质量的下降来分担。
     拿住房来说，从2002年至2006年间，北京的房价上涨了一倍多，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多少。我们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房地产潜在的金融风险，包括地产商，银行，购房者。假设购房者全部从此间银行贷款，银行的客户分为A、B、C三部分。A向银行申请房贷，银行便向地产商支付房款，所使用的是B、C的银行存款。地产商回笼资金，开工建设。当然，在前期地产商也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银行借款购买地皮与支付公关费用。房价不断上涨，B开始追涨，当B也向银行申请房贷，银行可以用C的存款支付。如果还贷顺利，大家相安无事。购房者如果付贷二十年，首付10万，30万使用商业贷款，等额本金还款，总共需支付利息20万左右，利润丰厚。但是如果房价继续上涨，C也开始追涨，或者不得不承担高企的房价，不得不申请房贷；或者二十年间由于老百姓收入减少，还贷情况不甚理想。银行的日常支付将会出现困难。如果银行的信用遭到质疑，老百姓纷纷抢兑存款，银行将不得不寻求破产保护。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将同时破灭。最容易出现泡沫的地方有两个：房地产和股市。
     房价为什么这么高？经济学上说，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个理论不能完全用在房价上面。当房地产同股票一样具有了升值的未来期望，就不完全适合这个理论了。经济学上讲，股票价格等于每股红利/银行年利率。而现在的股票价格都大于这个公式所得。另有一个公式：股票价格等于每股利润*市盈率。比较成熟的美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是30倍。那这算不算泡沫？支撑现在股票价格的决定因素竟然是未来三十年公司的持续盈利。如果你没有炒过股票，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这是一件走钢丝的事情。如果国家的经济不断发展，老百姓的收入不断增加，投入股市的资金也会越来越多，就会推动股市的不断上扬，而股市资金的充足也会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上市公司的发展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上市公司的发展所带来的优厚分红就会吸引更多的场外资金入市。这几个环节环环相扣，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是经济上的灾难。房地产与股市有些相通的地方。房价的持续上涨必须以资金的充足供应为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就会崩盘。当普通老百姓也在想着买第二套房子，并且用贷款的方式，期望能赚未来购房者的钱，泡沫便出现了。建议国家能够设立类似证监会的房地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影响房价的因素很多，炒作和投机是其中之二。土地的供应量、城市规划、市政交通建设以及腐败成本都是影响房价的因素。潘石屹曾经在他的博客上图文并茂，画图表，列数字，来说明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绝对不超过百分之十。但是农民工的工资，土地出让费，水泥钢筋的价格在那里摆着，让我们怎么相信不超过百分之十？为什么中国富豪榜上的富豪们大多以房地产发家？以另一家的分析结果，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为什么房地产市场化，住房商品化的结果依然是使房地产行业保持了如此之高的利润率？大家再看一下市场化的教育和医疗，一样！在体制不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之前推行市场化，结果就是滋生腐败，民众哀怨。市场化不是万能的疗方。俄罗斯在叶利钦执政期间搞的“休克疗法”，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迅速的市场化，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老百姓数十年几代人的辛苦积累流入少数人的腰包，政府的可支配财产减少，公共服务提供不足。
     市场化带来的是交易活动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费厄泼赖的，是不以损害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是约束在一系列法律法规之内的相对的自由。现在的中国，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比比皆是。一个作黄色网站赚了二十万的人被判了无期徒刑，一个贪污受贿几千万的官员只被判了十五年，并且未听说有任何重大立功表现或自首情节。我只能替那个作黄网的小伙子喊一声：“冤枉！”这样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而且被媒体广泛传播，这给老百姓传递了怎样的信息？是反腐又见成效，还是宁肯贪污千万决不制黄十万？老百姓的道德天平会发生怎样的倾斜？做出这样判决的法官应该被当即“双规”，若不如此，政府怎么面对十几亿的老百姓？
     我国《刑法》第383条规定：犯贪污罪的，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依据《刑法》第386条规定，受贿罪的处罚与贪污罪相同。索贿的从重处罚。
     真不知道贪污受贿多少才算情节特别严重。没有司法的清正严谨，立法何用！
     现在的中国，法律法规是模糊的可以商量的，传统的道德正在丧失它的约束作用。行为没有了规范，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不会出现？
     远有北大的法学院教研室主任嫖妓而被妓女打死。一个法学教授嫖妓，而又被妓女打死，这个社会已经有些疯狂的模样了。妓女同志为什么会殴打一名客人，着实应该仔细考虑一下。是客人要求过高过多还是客人非得rebate？
     中有北方交大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科女生为了考上研究生，与她的导师上了床，导师给划了几道题。没错，两门专业课分数很高。无奈，英语没过线。不知为何，女生把她与“叫兽”的丑事抖了出来。想来，教授同志也算仁至义尽了，该划的题都给划了，英语课也不是人家教的啊。这位MM为何还要反咬一口？更让人想不明白的是，MM学了四年的马克思主义，学到的是与老师上床；教授研究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最后明白的是如何与女学生上床。不知道马克思在天之灵作何感想。
     近有饶颖、张钰的你未唱罢我登台。日记、视频、博客，好不热闹。饶颖咱就不说了，一大把年纪了，据她的日记所讲因为与赵忠祥上床得上了肾炎，还被性虐待，挺可怜的。张钰同志不简单，不是只与一位导演，而是与数位导演上演了差不多的故事。只拿视频出来非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还有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的嫌疑。若是新浪给了你二十万让你拿出视频，你就不怕被判个无期？凭着诸位导演阅人无数的看家本领，怎么着也得三个小时吧，要是拍成A片，还得分上下两集呢。估计您当时心里也挺美的吧。莫非名导许了个角色给你，最后没成？那您现在再跳出来反抗行业“潜规则”，“替广大妇女站出来说话”，岂不是有些搞笑？要是广大妇女都和你似的，那全中国是不是淫乱了点？
     还是得感谢“远”“中”“近”各个时期的教授、女大学生、演员、导演，你们为我们上演了这么精彩的节目，让我们平淡的生活有了娱乐的味道，你们真是太娱乐了。并且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你们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节目的质量不断提高，不断推陈出新。使我们突然发现，啊，原来生活是这么有意思。
     为了出名、牟利，我们还有操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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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06-08-16 15:30:17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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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的最后一班地铁，憔悴女子，长发微卷,脸色苍白，淡淡的眼线，双脚并拢向右倾斜，直直地凝

望对面椅脚，纤细白晰的十指，左手中指有一圈明显的浅色压痕，紧靠的无名指上则有一枚银色的精致指

戒。空荡荡的车厢,孤独前行,对面的彩箱广告斑斓,映照如同云烟,转瞬既过.
     若指戒只是由中指转移到无名指,便是一段让人羡慕的童话.
     一段戒痕，一段心伤，让人心生敬畏。这样的一段痕要历经怎样的坚持才能成形，又要经历多长的时

间才能消弥。每个人都要受伤，然后才能成长。成长的代价是青春以及与青春同样珍贵的一些其他。心开

始变得坚硬冰冷，偶尔会觉得从身体的深处发散出的寒冷瞬间贯彻全身，却连一个冷颤都没有，只有心沉

沉地疼。
     地铁走走停停，呜拉拉的带着风呼啸而过。女子始终保持着同一种姿势，不语。
     建国门站到了，对面的男子默默下车，留下座位上的两枚戒指随着列车的开动轻轻碰撞，无声。

 

     做官难啊，在中国做官更难。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政绩平平要跑，政绩出色要跑，政绩恶劣更要跑。有工作能力要跑，没工作能力更要跑。学历没啥比的，清一色党校研究生毕业，高级工程师。镇长找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找市委书记，市委书记找省长。桑塔纳，别克，奥迪齐上阵。小舅子现在还是个副的，正的要退了，夫人发话了，这事不能不办吧。老领导来电话了，小儿子想稍微提一下，这事不能不办吧。五根金条在沙发里塞着呢，这事不能不办吧。上面出了两空缺，狼多肉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事不能不办吧。做官难啊。
     送礼多烦啊。送礼的烦，收礼的也烦。平常的物件人家不稀罕，太显眼的物件人家不敢收，直接送钱吧好像跟行贿受贿靠得太近。送什么好呢？金表，金币，钻石…方便携带又是硬通货，不显山不露水。每当发行金币金条的时候，去看看那些戴着墨镜，围着围巾，穿着从乞丐身上扒来的衣服的大婶们拼了命似地抢购，也可以大概了解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模样。低头一看皮鞋，华伦天奴，888一只。这边的娘们抢得急，家里的爷们等得急。自己去太显眼，只好遣了夫人或小蜜办这趟差事。万事俱备，只欠金条。收了人家的东西可得抓紧办事，别看这帮小子当着面儿低三下四，眉开眼笑的，不抓紧办，小心举报信。多少前辈都是倒在这上面的，血和泪的教训啊。有一位前领导的夫人总结过这么三条：1.不是熟人不收。2.钱太少不收。3.事难办不收。做官难啊。
     作下属的没事儿多学学和坤，看人家把领导伺候得舒舒服服，和和美美，高高兴兴，自己也顺便升官发财不是。杨秘书又从话剧团找了个，说是长得不错，非得让咱去见见，虽然昨晚也没闲着，今天可也不能不去啊，人家杨秘书也是一番好意。你瞧，小杨的桑塔纳已经等着了，可不能坐奥迪，太显眼了，影响不好。小杨还叫他的一位同学写了篇称赞咱两袖清风，作风正派，政绩突出的文章，在日报上发表了。嗯，明年一定得把小杨提上去，不能让人家白忙活。咱都四五十的人了，天天不歇着，咱容易嘛。当然，周六周日是一定要回家的，家里不是还有头母老虎嘛。那可得罪不起，她老子在上面还没退呢。做官难啊。
     在美国的那个兔崽子又打电话来要钱，说李书记的儿子买了辆保时捷，他就要一辆宝马。真把咱当银行了，咱这点工资还不够他塞牙缝的。那兔崽子也不是一事无成，听说搞了个洋妞，也算是为国争光了。咱搞点钱容易吗，偷偷摸摸，提心吊胆的。有时候在会上跟同志们讲廉洁奉公，一心为民，“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咱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只好再和张总打声招呼了，唉，又一块地皮没了。多了咱不要，就要二十万，美金啊。外甥要进政府，再过几天就考公务员了，还得和下面打声招呼。女婿开公司，赵总投了三百万，说是借的，其实也就那么回事。赵总有事会说话的。还有个什么三姑的女婿的侄子要考公务员，滚他娘的，我也不能什么活都揽吧，怎么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不象话。就和他说，今年公务员考试异常严格，插不了手。你说整天这乱七八糟的事，一刻也不能清静。做官难啊。
     问咱怕不怕被抓，说不怕那是假话。可看看周围那么多同志不照样该升官的升官，该抓贪官的抓贪官，其乐融融，不亦乐乎。咱心里也有了底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要不让咱好过，咱也不能让他们过好。大家心照不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万一阴沟里翻船，咱也不怕。绿卡在手，得了风声，立马开溜。申请个政治避难，讲讲祖国的人权问题，山姆大叔也喜欢得来不及。只要瑞士银行不倒，咱就衣食无忧。若是没跑成，被逮了。也不用太过担心，外面的同志会千方百计营救的。最坏判个十年八年的，中间减减刑，弄个假释，不就出来了嘛。没听说人家周正毅在监狱里还能开会吗？他是商，咱是官，总不会差到哪去吧。

    

一部关于爱情的翻拍影片，没有特技，没有特效，回归剧本，导演和演员的时代。

主演：基努 里维斯，桑德拉 布洛克。

时间是一条流淌的河，，逝去了就再也不回。

Keanu Reeves再也不是《生死时速》里的激情小伙儿，

Sandra Bullock也不再是《生死时速》里的无敌青春美少女。

时间的流逝带来的不只是沧桑，还有生活的沉淀，就像窖藏的葡萄酒。

影片有了值得回味的味道。

Keanu Reeves有四分之一的华裔血统。

他早年的家庭是不幸的，很早就辍学打工。

在他成名后不幸并没有终止。

与他同居多年的女友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连同腹中未出生的孩子。

曾有记者拍下了他雨中在女友与孩子的墓地前双膝下跪痛哭的照片。

整部影片贯穿着轻柔舒缓的音乐，小提琴，钢琴，小号...；

片头曲，片尾曲，插曲也是那么淡定的样子，与影片相得益彰。

《THe Lake House》的故事就这样在轻柔舒缓的音乐中娓娓道来。

最好在夜晚一个人找个舒适的位置随手拿杯喝的东西静静的来欣赏。

  

04年的Alex与06年的Kate相爱，  

“没有两颗心能如此敞开心扉，

品味如此相似，感情如此深厚”，

只是触不可及。

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一个小小的邮箱：

Alex与Kate的相识，

文字纸片的你来我往；

Kate送给Alex御寒的红色围巾；

Alex给Kate的标有记号的地图，

然后一起浏览芝加哥的各种建筑；

Kate在Alex的父亲去世时

给Alex的06年才出版的他的父亲的回忆录；

甚至两人的争吵；

两人的相知相依，相互关怀。

最应该在一起的却不能在一起这是生活，

能在一起的是童话，这是一部童话。

有空的话看看这部童话吧。

 

 

 

A.七年前的八月。高二的生活开始了，闷热的天气，校园里的梧桐树涨满深绿的颜色，挤满人的教室没有风扇。做不完的试题，睡不够的觉，无法言说的沉郁忧伤。记忆里七年前的八月，天空总是灰色阴霾，灰色的建筑，灰色的马路，没有风，只有一抹深绿色。青春期里的孩子敏感迷茫焦躁，无人引领，走不出心的牢，守着一个人的月亮。       B.七年又八个月。这么一段青春，无声无息，回身时才发现远离的身影，漫长延展，不知来时的路。经历了怎样的青涩心伤，狂躁忧郁，痴迷不拔，痛苦挣扎。仍是不可遏止的成长，只是藏着不能愈合的伤。“生活总是一个等待着你不断受伤又不断复原的温柔的果园。”因一些留恋，因一些未达成的心愿，因一些责任，活着，七年又八个月。       C.七年里的八月。七个八月，各有各自模样。       D.零七年的八月。下一个八月，怎样。